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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家林纾:非典型"前清遗老"-北京翻译公司

1921年的一个冬日,河北易县梁格庄,大雪漫天,千里一白,原野空旷,不见一人,唯有脱尽落叶的枯树残枝在朔风中抖动。一位七旬长者步履蹒跚地来到光绪帝崇陵前,抬眼望见“红墙浓桧杂立于万白之中”,一种悲抑之情油然而生,行至陵前,“未拜已哽咽不能自胜,九顿首后,伏地失声而哭”,守卫宫门的卫士们也愕然为之动容。归家后,长者满心感慨,遂赋诗一首,曰:

崇陵九度哭先皇,雪虐风饕梁格庄。

百口人争识越分,一心我止解尊王。

世无信史谁公论,老作孤臣亦国殇。

留得光宣真士气,任他地老与天荒!

这位对前清念念不忘的老翁名叫林纾。

喜怎敌过忧

林纾,晚清民初著名翻译家与文学家,当时的文坛大腕。他首度翻译了大仲马的《茶花女》、斯托夫人的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等一系列欧美经典名著,领风气之先,拥粉丝无数,人称“译才并世数严林”。当然,本文既不赞其翻译成就,也不谈他古文造诣,而是要说说林纾是如何成为遗民的。其实林纾本不想做前清遗民,然而世事难料,辛亥前后的一系列类似坐过山车的遭遇,让他不得不相信这就是命。

说起来林纾也算个苦命人,一生七次参加会试,愣是颗粒无收。后来他死了心,不再谋求功名。辛亥前那几年,可谓林纾的幸福时光。首先1906年,京师大学堂校长李家驹聘请他出任预科教授,主讲经学与修身。林纾与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、姚永概一同研讨学术,传道授业。喜事还不止这一件,1910年,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厚积薄发之作《畏庐文集》,开印万册,迅即售空,若当时出版界也有类似今日的畅销书排行榜,此文集定当稳坐第一把交椅许久。林纾也因之赚了个钵满盆满。

嗟夫!今日之中国如沉瘵之夫,深讳其疾,阳欢诡笑以自镇。

这既是不祥的预感,更像临别的挽歌!

“共和之老民”

不出林之所料,武昌首义,全国影从。京城内谣言四起,官民恐慌。为保阖家平安,1911年11月9日,林纾封存好家中的财物,携带着全家老小前往天津的英租界避难。虽然在津门衣食无忧,但老来遭逢离乱之灾,其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。当听闻老家福州发生兵变,林纾终夜难眠,感叹“所惜无辜民,蹂躏谁见援。商疲寡便家,灾酷无完村。一旦罹兵革,挈孥恣崩奔。”一天,林纾在街上遛弯儿,发现天津“一带报馆各张白帜,大书‘革命成功万岁’,见者欢呼,此亦足见人心之向背矣。”

现实让他明白革命大势所趋。即使再痛苦,自己也必须作出抉择:究竟是做前朝之遗老,还是做新朝之国民?恰巧此时有一件事让他彻底打消了疑虑。他的大儿子林珪原在河北大城县任知县。直隶光复后,新政府非但没有反攻倒算,而是令其留任。儿子能够继续做“国家公务员”,且前景不错,这使得林纾颇为欣慰。

他决定赞同革命。按照他的话讲,即“共和之局已成铁案,万无更翻之理……仆生平弗仕,不算为满洲遗民。将来仍自食其力,扶杖为共和之老民足矣。”林纾的理由倒也充分,一来革命已成,无可逆转;二来回顾几个月的情形,新旧鼎革虽然看似激烈,但流血极少,民国不是“杀出来的”,更像是“谈出来的”。况且新政府中的要职都由旧派人物出任,也让林有种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之感。难怪他有些迫不及待地宣称“新正当易洋装,于衣服较便”。

“与清相终始”

不过,这位“老民”还没做几天,就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。1912年正月十二晚上,林纾在北京“小有天”三楼宴请南方临时政府专使团成员刘冠雄。就在酒意正浓之际,忽听窗外喊声震天,炮声隆隆,流弹穿梭,“火光已射阑干角”。这子弹可飞了不是一会儿,而是一夜,林、刘二人被困在楼上,整宿心惊胆战,未敢合眼。堂堂青天白日之下的中华民国,哪来的这么多嚣张猖狂的乱军流匪?林纾深深不解。

1912年10月,林纾举家返京。这位自诩“共和之老民”的文人不断在报纸撰文,为“新政”出谋划策。不过,新旧党争愈演愈烈,宋教仁遭人暗杀,“二次革命”硝烟再起,时局动荡不安。

渐台未败焰恢张,竟有徵书到草堂。

不许杜微甘寂寞,似云谢胐善文章。

胁污阳托怜才意,却聘阴怀觅死方。

侥幸未蒙投阁辱,苟全性命托穹苍。

杜微乃三国名士,西蜀屡次征辟,皆坚辞不就;谢胐为南朝重臣,视名利如粪土,志节甚高远。林纾以二人自况,暗示老袁若是欺人太甚,我便“觅死方”;如果停止纠缠,我继续归隐,以“托穹苍”。既然林纾拒绝为自己捧场,一向待文人还算客气的袁世凯无计可施,就此作罢。

此情此景,恰如林纾所言“时局日坏,乱党日滋。天下屹屹,忧心如捣。无暇作谑,但有深悲。”他又一次站到了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,只是这一回的处境更加逼仄:民国让人无奈,清朝又回不去,何处才能安放林纾这颗孤魂野鬼般的心灵?思来想去,也只得去做遗老了,把自己锁进“同光中兴”的回忆里。

自此始,林纾的思想愈发拉倒车。在1917年的“文白之争”中,他固执己见,孤身一人同陈独秀、胡适、李大钊、刘半农、钱玄同诸辈轮番过招,舍得一身剐,终被新青年们拉下马。此后,遗老、守旧、顽固、反动各式骂名,一一扣在他的身上,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标签。

1922年旧历十月,宣统举行结婚大典。溥仪特书“贞不绝俗”的匾额,用袍料褂料等包好赐予林纾。林倍感荣耀,作《御书记》以示感激。显然,他已把“仆生平弗仕,不算为满洲遗民”的话忘到九霄云外。不过,拥有林纾这般心路历程的人,除了如此,又能怎样呢?正如郑振铎所言:“这样的人实不仅林先生一个。有好些人都是与他走同样的路的。”